东昌府分公司李媛媛

湘妃，即娥皇、女英。二女本是帝尧之女，后嫁与舜为妻，以贤德聪慧闻名。其与潇湘发生联系，则源于一段凄恻动人的传说：“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，尧二女娥皇、女英追之不及，相与协哭，泪下沾竹，竹文上为之斑斑也。”（《述异记》）二妃在伤心绝望之下，投于湘水而死，化作湘水之神，故名湘妃。湘妃泣竹的传奇故事，二妃与虞舜至死不渝的凄美爱情，加之潇湘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致，都给予了后世文人骚客无穷的诗兴。

虽然湘妃传说始自尧舜时期，至汉魏已基本定型，但大规模以湘妃为题作诗吟咏的现象却出现于唐代，又尤以中晚唐为盛。当世对湘妃传说及相关意象的关注与发掘，并非偶然。湘妃诗的主体是纪行感怀诗。诗人因漂泊、漫游、流放、贬谪等多种原因来到潇湘，拜谒湘妃祠庙、湘妃祠，或由音乐、斑竹勾起绵绵情思，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由湘妃传说引发的怀古幽思，寄寓了自身的惆怅感慨，促进了湘妃诗创作的繁盛。刘禹锡被贬朗州，作《潇湘神》；元稹由江陵府士曹参军徙通州，途径潇湘，作《奉和窦容州》、《斑竹》，吟咏湘妃旧事。潇湘的清绝山水、屈贾情怀、湘妃传说与仕途失意、襟抱未开的诗人碰撞出了绵延不断的诗情。

诗人流寓湖湘，多感怀湘妃旧事，可谓是借湘妃之杯酒,浇胸中之块垒。细思其内在动机，主要有三点：首先，湘妃传说在当时普遍流传，二妃寻舜在地理位移上是由北向南，与诗人离开北方家乡、漫游或流贬至南方潇湘是相同的。同为北地人羁留潇湘，文人就自然产生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慨，把湘妃当作自己旅途中的知己。其次，湘妃与舜的爱情悲剧、文人理想抱负的不得实现，二者具有同质性。爱情与理想都是人类个体生命期许的美好事物，这种在追求途中受挫、求而不得的情感是相通的。有着相通生命体验的诗人，更易为湘妃传说所触动，生发身世之感：“湘南自古多离怨，莫动哀吟易惨凄”（张沁《晚泊湘源》）。一些诗歌以湘妃、屈贾并言：“二女竹上泪，孤臣水底魂”（韩愈《晚泊江口》），“二女空垂泪，三闾枉自沉”（李涉《鹧鸪词》），“怀沙有恨骚人往，鼓瑟无声帝子闲”（《岳阳楼晚望》）……湘妃与楚客骚人的遇合，使诗人的怀古幽情更为深沉。其三，湘妃泣竹，而今斑竹犹存。竹子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有独特的意味，竹正直有节、卓尔不群、谦逊温润，是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理想人格的象征。而斑竹又承载了相思离苦，多了几分柔和哀婉的女性美。这些心理上的共鸣感，正是诗人心生感怀、创作湘妃诗的内在动机。

此外，就时代诗风而言，中晚唐为怀古咏史诗的黄金时代，湘妃诗大体可归于此类。中晚唐怀古咏史之风愈演愈盛，很多诗人以怀古咏史作为调适心灵、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。具有代表性的湘妃诗，如刘禹锡《酬瑞州吴大夫夜泊湘川见寄一绝》：“湘妃旧竹痕犹浅，从此因君染更深”，李端《江上赛神》末句：“独怜宦游子，今夜泊天涯”。前者以湘妃泣竹典衬托客愁之深沉，寄寓了对朋友的同情与劝慰；后者叙写楚地祭祀湘妃的独特风俗，最终落脚点却在自身的羁宦之苦。湘妃传说的“昔人幽恨”，既引发了诗人的怀古愁思，也寄托了今人的无限伤怀。在湘妃诗中，或隐或显，都存在着这样的愁怨幽恨之情。杜甫的《湘夫人祠》末句：“苍梧恨不尽，染泪在丛筠”，杜甫作诗凭吊湘妃，亦是自我伤怀。 “苍梧何恨？恨不得从舜也。用本色作收，而自喻之旨已露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）。空怀致君尧舜、比肩稷契的志向的杜甫，面对污浊混乱、不辨贤愚的政治现状，毅然弃官而去。杜甫内心的失落与遗恨，潜藏于吟咏湘妃的诗篇之下。湘妃之恨，亦是杜甫之恨。

总之，中晚唐诗人的湘妃情结及湘妃诗的大量涌现，从宏观来说，是中晚唐兴起的怀古咏史风潮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从微观来看，则源于诗人在湘妃传说、潇湘山水、屈贾情怀共同激发下，产生的情感共鸣。